顾颉刚先生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在中国古史研究、民俗研究、社会教育方面均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针对顾颉刚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成果，学界已有多部专著和众多论文进行详述。但围绕顾颉刚与民国时期博物馆发展这一论题却鲜有文章涉及，其原因一是资料所限，二是顾颉刚古史研究、民俗研究的巨大成果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成绩。近两年来，随着《顾颉刚全集》的出版，这位现代学术巨擘的形象在后人的研究挖掘下日加丰满。而笔者此文也正是根据顾颉刚的日记、书信、文集，梳理顾颉刚在民国时期博物馆发展、博物馆教育方面的史实，为其历史形象做注脚的同时，折射出民国博物馆教育发展的特色和缺陷。

　　一、顾颉刚与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顾颉刚出身于苏州书香人家，其父顾柏年有秀才功名，曾一度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后因家境窘迫辍学谋生。几经转换，最终任职于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生活渐趋稳定，并有余资收藏书画古玩。[4]5据顾颉刚回忆，其父在各地购买的书画都带回家交给他保管，久而久之，中国书画所透出的浑然美感把少年时期的顾颉刚深深陶醉，[3]卷五178由此也奠定了他对书画古玩的兴趣。

　　1913年1月，参与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组建工作的顾颉刚来到北京，到京第二日即到位于农坛的古物陈列所参观，但看到其中陈列的只是天坛、地坛的食器和乐器，心中很是失望。他当时认为“古物之可传者，当以美术为依归，食器乐器，备一格则可，如仅止于此，弗若称某坛祭品陈列所之为得也。”[2]卷一15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博物馆陈列品的看法还停留在传统文人对古玩的认识阶段。

　　1913年4月，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至1920年本科毕业，顾颉刚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了七年。[4]29、58期间蔡元培掌校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影响了顾颉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特别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美育思想，使得本身就对书画古物深感兴趣的顾颉刚在提倡美术、发展社会教育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当其中学同学，时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教务长的江颖年提议设立集陈列展览、书画研究于一身的美术院时，他非常赞成，想毕业后就投身其中。[2]卷四209而其自身也将办博物馆作为其终生事业之一。[2]卷四155可以说，此时的顾颉刚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即可进行社会教育又可满足自身兴趣的容身之处，而博物馆或美术院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佳地。

　　但就业的现实与理想总有差距。大学毕业后的顾颉刚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供职，后于1922年受马裕藻和沈兼士的邀请，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学门担任助教。国学门虽不是美术院，但却是对近代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学术组织，尤其在中国考古学、民俗学、史学等方面有开创之功。而中国博物馆界的前辈如马衡、李宗侗、庄严等也都曾任职于此。[5]110-111顾颉刚因是历史系毕业，进入国学门后参与的工作和研究多与历史考古相关，如西山碧云寺僧墓发掘调查、圆明园文源阁残存建筑调查、江苏杨惠之塑像的保护、国学门考古学会陈列室的布置等活动等。192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古籍古物暨古迹保存法草案并说明书，国学门考古学会认为不妥并提出意见，其起草人正是顾颉刚。在意见书中，顾颉刚以内务部保存古物不力、权贵利用职权占用古物古迹为由对保存法的颁布单位大为批评，[3]卷一206-208凸显出其强烈文物保护意识。1925年，顾颉刚针对古物陈列所不合理的管理方式再次撰文批评，并建议开放式管理，允许拍照和笔记;编写藏品目录出售;精印藏品出售;降低门票等，更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希望“陈列所的所员们学到一点商业上的常识，会得计划如何可使游人众多，如何可使游人满意，如何可使游人心爱的作品都有精美的印片买了回去，作永久的欣赏。”[3]卷五184这种博物馆运营观念在当时可谓超前，及至如今仍是博物馆同仁所要思考的问题。

　　1926年至1929年，因政治、经济等原因，顾颉刚随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几位同仁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并主要参与创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所。这两所研究机构其实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精神在南方的延伸。而顾颉刚正是这一精神的传播者。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他继续把搜集实物资料、保护地方文物、重视陈列展示作为整个机构的工作主旨，发布启事“收集各地古器及风俗物品以资研究。”[3]卷一241在中山大学，他又设立古物陈列室、风俗物品陈列室，开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3]卷一295并在1929年的年度计划中，将语言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作为重要工作任务。[3]卷一303-305

　　在做好自身业务研究的同时，顾颉刚对当时其他地方的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也很关心。1927年1月，顾颉刚闻悉北伐军进入江西，特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名义致电当时江西省政府，建议保护龙虎山道教建筑和器物，“仿照故宫博物院成例，组织道教博物院委员会，从事查点登记，逐步开放。”[2]卷二276当年6月，北伐胜利在望，顾颉刚又致电昔日同窗、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罗家伦，希望“将来党军到北京，即可合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北大研究所（中藏明清档案甚多）为一大规模之博物院。以故宫全部为院址，南自中华门，北至地安门皆在内，分为图书、古物、史料三部。”[2]卷一250从后世来观，这些构想并未实现，但顾颉刚对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关心可见一斑。

　　1930年后，因人事、学术等方面的原因，顾颉刚进入燕京大学任教，脱离北京大学国学门一派，基本不再策划古物陈列等学术活动。但对博物馆的关心和重视并未消减。1934年，在考察完绥远等地后，发现内蒙古地区已日益被日本列强侵蚀，边疆民族问题愈发突出。为此，他开始重视边疆民族问题，并在此后发表多篇论文讨论边疆教育、民族发展的问题。[4]165-166这其中又涉及博物馆的发展。在1937年4月发表的《禹贡学会工作计划》中，他提出建设边疆博物院，陈列边陲同胞之日用什物，供研究和民众了解。[3]卷四226后在1942年4月，借介绍庄学本先生西康摄影展览会之机，鼓励学人到边疆调查，搜集实物，开设博物馆。[3]卷四542 　　抗战结束至建国初期，顾颉刚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此时因昔日学术同志杨宽、学生方诗铭、童书业等人均在上海市立博物馆任职，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博物馆，1948年，为了呼吁市政府尽快提出扩充市立博物馆的具体方案，顾颉刚撰文《重建市博物馆的重要》，重点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意义。[3]卷三361-362

　　及至建国后，顾颉刚仍通过各种场合呼吁博物馆的建设，如1957年，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在北京筹建农业博物馆和工业博物馆的提案，以凸显建国后中国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成绩。[3]卷六442-444后来著名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在1959年建成，这或许与顾颉刚的提案不无关系。

　　纵观顾颉刚的一生，博物馆与他的学术生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博物馆，除了他是史料的聚集地，更重要的是博物馆的教育作用。

　　二、顾颉刚博物馆教育思想

　　与众多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人物一样，史学家的顾颉刚也有着社会教育家的一面。无论是大学时期对美育的提倡，还是中年时开始致力于通俗读物的撰写，无不体现出他对社会教育的关心。而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使他始终思考着利用博物馆来传播思想、教育大众。但在教育内容方面，不同时期顾颉刚有着不同的看法。总体来说，顾颉刚认为博物馆的教育作用主要是传播学术思想、打破书本限制、激发爱国热情。

　　（一）博物馆是传播现代学术观念的重要平台

　　民国以来学术发展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学术平等和研究对象的扩充，通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运作，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方言、戏剧等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而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实物材料也成为与古代典籍平起平坐的学术资料。但这种学术趋势在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发展，广大民众乃至一些旧式学者都对此并不了解。

　　1925年12月，北京大学召开成立二十七周年纪念会，国学门也对外开放。顾颉刚在旁观察游人参观，他觉得“他们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感到诏谕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有人看了纸牌和骨牌，怪诧道：‘这种赌具放在这儿作什么用，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有人看了山西妇人的窄小的弓鞋，高声笑道：这是所有陈列的东西中最有趣的一件呀！。有了看了北京的玩具，鄙薄地说道：这种小孩的玩意儿也配陈列到此地来吗。”[3]卷一217-218而当他在厦门大学办国学研究院时，理科主任刘楚青面对国学院中陈设的北邙明器，竟骂“这也配算做国学”。[2]卷一438这种种戏谑和辱骂，表达了当时人对学术新思潮的不理解，为此，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时便积极参与考古学陈列馆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古物“只供骨董家之抚玩及骨董商之贩卖”的局面，将科学整理过的古物展现于世人面前，成为世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3]卷一209后来，在中山大学，他仍然秉承这一思想，设立古物陈列室，并于1928年12月组织举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他在说明书中写道：

　　“我们觉得要做好一件事决非几个人可以闭了门做的，尤其是现代的学问，要向全世界寻材料，寻同志、寻指导者，更不能适用古人“下帷三年”的老法子。所以我们这些不成样子的成就常要向社会上公开，为的是想引起社会的同情和专家的批评，使得我们可以走上一条轨道，并且可以永久地走下去，我们平时出周刊、出丛书、今天开展览会都是这个意思。”[3]卷一295-296

　　这种宣传在民众中的作用或许不大，但对当时广州市立博物院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1928年，时任广州市政委员长的林云陔提出筹备建设博物院，其目的不是教育民众，而是“予人民以实物观感之机会，而引起其研究科学之兴趣。”[6]及至1929年博物院成立，其征集方面物品，基本秉承当时顾颉刚史料征集的思想，举凡革命遗物、宗教法器、日用常品、明器泥俑都在征集范围。[7]可见，顾颉刚筹办的陈列室和展览会的教育作用已经凸显。

　　（二）博物馆是提升爱国热情的重要载体

　　进入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以及1931年的访古活动，使得顾颉刚的忧患意识剧增。他看到国内的破败和外敌的觊觎，再也无法闭门读书，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到民众教育方面，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组织撰写科学大鼓书，宣传抗日思想、提升国民素质。即使学术组织禹贡学会，也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了，其目的是在通过研究中国沿革地理的同时，宣扬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4]166-167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顾颉刚对博物馆的教育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改变以往将博物馆作为史料库的看法，开始注重博物馆的宣扬爱国热情方面的作用。

　　1934年，顾颉刚认为故宫博物院在开放后，南方人“限于职业或困于旅费，欲观览而未得者”很多，因此建议故宫博物院在“京、沪、苏、杭设立分院，公开展览，则以交通支便利，必能吸引无数之观者，且得以民族文化之伟大力量油然而兴起其爱国之心。”并建议将藏品拍照印刷出版，其目的“即使将来帝国主义者之摧残更甚于今日，即使我辈一生已被压迫至于无可反抗，而我辈之子孙必能受此民族文化之陶冶，起而奋斗已复神州者。”[2]卷三9而针对抗战时期开发边疆问题，顾颉刚更是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作用发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他认为在经过实地调查、搜集资料后，“开设若干所博物馆，再把自己游历的印象写成若干富有文学性的游记，那么内地人对于边疆的认识激进了之后，必有多少的青年敢去冒险，多少的富翁敢去投资，多少的技术人才乐于发挥他们的能力。”[3]卷四542顾颉刚这段文字虽然具有鼓动意味，但一种正面的宣传总会在人们心中或多或少地产生“正能量”，博物馆正是这种文化宣传的窗口，而不仅仅是古物的仓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博物馆在殖民统治的作用，殖民地的博物馆是当地伟大传统的承载者，又是权力的象征，让人在不自觉中认可殖民统治的合法性。[8]167-173同样，在抵抗殖民的过程中，博物馆能够起到反作用，顾颉刚虽然没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样将博物馆的作用理论化，但他已认识到在民族危亡过程中博物馆所代表的文化的力量。 　　（三）博物馆是打破书本限制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顾颉刚总在探求一种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知识的途径。而实物教育正是他所极为重视的教育方式。他曾言“过去中国的读书人往往只知读书、不知格物，这种错误的治学方法一直影响到现在，试问现代治历史学的人，又有几个能把古代实物和书本配合起来研究的。在这种风气之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不发达，自是理所当然。在教育上说起来，中国现代的教育也还偏重于书本……这真是我们教育界莫大的耻辱。”[3]卷三362

　　为此，他十分注重利用实物进行教育，在中山大学他组织学生进行古墓探考工作，在燕京大学他又开设“古物古迹调查实习”一课，其主旨在使学生作实地观察，不受书本限制，四郊则有古迹，城内各文化机关则有古物，一一参观调查，可使学生自动搜集材料。[3]卷二209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仍然在齐鲁大学开设此课程，带领学生到四川博物馆参观。[3]卷一10

　　为了推广这种教育方式，他在《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中呼吁中学教师“于必要时最好带学生去旅行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和参观历史博物馆，这样的观摩定能使学生明白历史和对它发生趣味。”[3]卷三103而对经学这种让人感到枯燥的学问，他也提出了利用图像、实物进行教育的方法和构想，即设立经学博物馆，在此博物馆中：“1、经典中所有制度悉为作模型及图表，其有异说者俱作之;2、就今日考古学上已论定之商、西周、东周之物品悉为仿制，陈列为商代室、西周室、东周室，俾一入其中即具见古人生活;3、《仪礼》十七篇，制为电影;4、将古代重要史迹作故事图;5、古籍中之草木鸟兽，凡今日可觅得者，悉培植育养之给友人看。”[1]卷五651

　　顾颉刚对利用博物馆进行教育的种种思考，因当时形势所限，很多无法实行，但他对博物馆实物教育的思考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依然有着启示意义。

　　三、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的一点反思

　　从整体上看，顾颉刚对博物馆教育的认识，也随着他的思想境遇的改变而改变。当他秉承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时，他将博物馆视为学术理念的传播者。当他开始致力于民众教育时，博物馆又成为知识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从后世来观，顾颉刚这些观点并不新奇，但如果考虑民国博物馆教育的背景，我们就清楚顾颉刚的高明之处了。

　　博物馆这一近代新生事物，从进入中国之后就被有识之士当做教育机构。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张謇认为博物馆是教育救国的一部分，后来的蔡元培更将博物馆视为“增进普通人之智德”的文化机构。[9]而民国时期一些关于博物馆的通论性文章，也都特别强调了博物馆的教育性，如杨成志《现代博物院学》（《国立北平研究员院务汇报》1936年3期）、曾昭橘《博物馆》（1943年出版）、韩寿萱的《中国博物馆的展望》（《教育杂志》1947年6期）等。但在运营过程中，博物馆教育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当时国内主要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西湖博物馆等均无设置教育推广部门，故宫博物院的业务部门有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10]而西湖博物馆成立时全馆仅两个部门――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11]部门设置简单，且注重科研。在文字宣传方面，虽然也有博物馆的专业期刊，但上面所刊登的文章几乎全是专业论文或古物鉴赏，如《故宫周刊》从创刊到停刊，每一期除了书画题跋、便是古籍选刊，再就是古物照片，其所设定的读者群完全是业内人士或文人阶层。其他如《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1938）、《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等几乎是史学、考古学的学术专刊，博物馆和教育的意味丝毫不见。顾颉刚针对这种现象就曾在1935年致李书华（时任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的书信中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近来南方人士努力于民族复兴运动，此事诚为当务之急。然必须有人对于古文化作深澈之研究，深入而浅出，然后宣传者方有所资，听受之民众亦方得有正确之自信。否则仅说空话则不能号召，信口而谈则流于谬妄。北平保存古书古物最多，研究古文化者又最多，宜可当此重任。然不幸其无整个之目光，但能作细碎之考据;又不幸其不能作通俗之，故任何工作对于民众皆不能发生影响。”[2]卷三30顾颉刚此论虽是针对北平文史学界，但作为学者云集的故宫博物院等自然不能排除在外。而中国博物馆学的主要开创者韩寿萱也在1947年建议博物馆当局“亦应认教育为其生命，无教育即无博物馆。”[12]由此可见当时博物馆教育的薄弱。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民国时期博物馆大都属于草创时期，过于简陋外，更多的还是博物馆主要负责人的责任。中国早期博物馆建设的提倡者大都是教育家，但因为博物馆藏品大多数为历史古物，实际的管理者却都是学者和专家，以当时文博界的核心人物之一马衡为例，观其文章和行事，大都围绕古物的挖掘、整理、鉴定、保管等，很少谈及教育。即使在1936年国家局势日益危殆之际，他作为刚刚当选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临时主席发言，仍将中国博协的三大任务之一定为“唤起一般人之注意，使对于民族固有之文化，有真确的认识，而增加其研究之兴趣。”[13]最终落脚点还在于“研究”。而其学生、著名文博专家傅振伦为其作传，也主要凸显其学术成就。[14]这一方面显示他的确没有过多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折射出当时中国文博界的唯学术研究至上的价值观。

　　及至如今，我国博物馆教育方面依然行业软肋。从2013年公布的《2011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来看，“省属综合类博物馆馆均出版科普读物和教材业绩不佳;省属博物馆的馆均观众和教师培训数量均不理想”，[15]可见我国博物馆事业仍对在利用博物馆进行教育方面有所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的情况和顾颉刚的博物馆教育思想，或许更能感受他思想中的人文关怀和教育意识，也更能理解我们目前博物馆发展问题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