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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逻辑走向
我国高等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逻辑走向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三十多年来，外在建制早已基本完善，但内在制度即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本文以研究方法为切入点，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不仅仅是为了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成绩，而是希望探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逻辑走向。
一、研究方法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关系
方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无不对方法很重视。毛泽东同志曾用“桥（船）论”来隐喻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俄国生家巴甫洛夫在谈及方法问题时指出：“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研究的严肃性如何，就完全依赖于方法，依赖于行动方式。一切都在于良好的方法。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做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便是有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不能获得确切资料。”[2] 毫无疑问，方法之于学科建设同样重要。二战以后，学、学、学等学科的兴盛都是得益于在方法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对称经济学就是我国学者运用传统的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与模式，以客体与主体相对称、科学性与主体性相统一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与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经济学。正是因为运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它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已有概念框架，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在教育学科领域，杜威能够针对传统教育提出“新三中心”思想同样是因为在方法层面上有所革新。[3]除此之外，最典型的莫过于比较教育，比较教育一直被诟病存在着“身份危机”。事实上，这一危机直接指向的便是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问题。[4]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来说，研究方法不仅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而且决定了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
一方面，研究方法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水平。有研究者归结了我国教育研究的九大弊病，首当其冲的一点即是“崇尚高谈阔论、‘宏大叙事’，极不善于从活生生的教育生活中汲取营养，使教育研究缺乏现实基础，流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造成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研究方法局限于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这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同样如此。[6]不仅如此，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误用思辨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的现象还屡见不鲜，一些研究者动不动就建“模型”、设“方程”，弄得表面“花里胡哨”，其实并无实质内涵。针对于此，笔者在一篇中指出，“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用得乱、用得肤浅和用得盲目等问题”[7]。 另一方面，研究方法决定了教育理论性质。有关理论性质的问题国外早有议论。柏拉图指称的“科学”，只指理论知识（纯粹知识）。在他看来，只有把握事物本性的知识才算是真正的“科学”，那些认识暂时出现事物的知识都不能称之为理论知识，个中原因在于柏拉图所惯用的方法是理性抽象的方法。到了近代，实证—实验科学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代名词。从中不难看出，研究方法在区隔理论性质中的决定性作用，如实证—实验科学即是采用实证方法而得到的理论。在区分教育理论性质上，布雷岑卡提出了三分法（教育科学、教育及教育学）的思想，而我国学者陈桂生提出了四分法（教育技术理论、教育科学、教育价值理论和教育规范理论）的构想。[8]实事求是地讲，将教育理论分为多少种性质不同的理论还在探讨之中，但不管如何区分，其中都蕴含着不同的理论需要不同种类命题陈述的假设，如教育科学采用的是描述性命题，而规范教育哲学采用的是评价性命题，也就是说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不同性质的教育理论，即研究方法对教育理论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基于研究方法的视角，勾画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和预测其走向。
二、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
基于研究方法的视角，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分为四个阶段。
（一）学科建设的期
·高等教育学·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逻辑走向
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可以从清末算起，梁启超、张之洞、盛宣怀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看法和主张，孟宪承还出版了有关大学教育的专著《大学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如何办？许多有识之士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体制、教学改革等提出了具有影响意义的见解和建议。仔细分析以上教育家的主张和见解，我们发现尽管这些主张不乏真知灼见，但都不是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旨趣的。可以说，直到1957年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才算是对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第一次尝试。实事求是地讲，尽管这本内部发行的讲义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它还“仅能做到普通教育学一般原理原则与高等教育若干论点与材料的糅合”[9]，远非高教研究者所希冀的科学理论体系。
不仅如此，即使是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系统专著——潘懋元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1984）也只能算是经验体系。[10]所谓经验体系即是从外在和展现的侧面反映对象；是作为知识的逻辑形式对个别事物、个别现象的判断体系；在实践上其适用范围不能超过现有经验本身。这种体系的撰写思路一般被认为遵循这样一个公式：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实践。按照经验体系的路线，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基本上包括总论、分论及合论三大部分，总论是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化等基本关系的论述，分论则是关于高等学校各项的论述，合论则是一些宏观管理论述。[11]不难发现，从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概况来看，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归纳总结的方法，这也就决定了高等教育理论并不是科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