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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188-00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专业的教育行政人才极度缺乏，加之国家面临社会主义高素质知识分子缺少的严峻局面，一大批革命家临危受命走上了办学、兴学的教育道路。例如，北京大学的陆平、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浙江大学的霍士廉、云南大学的周保中和安徽大学的曾希圣等。在高等学校办学的过程中，革命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探索，其中不少教育理念直到现在还在发挥重要作用，为共和国高等教育步入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迅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革命家办学高等教育的历史背景

　　在旧中国，由于高等教育实行普遍的收费制度，中下层社会出生的孩子很难有机会读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1]探索适合社会主义的教育模式也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党管知识分子的需要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党就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领导。1939年12月毛泽东指出：“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2]1949年人民政权先后接管了不少文化和教育单位，绝大多数在教育、科技、文化和医疗卫生等不同战线。

　　然而，不少知识分子对党的人才政策没有深刻了解，旧的世界观一时难以改变。据当时一项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分子约占40%；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约占40%。随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全国开展，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管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3]

　　（二）新中国建设人才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连年的战争，我国高等学校每年培养的人才有限，而旧中国教育体制培养的人才也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家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培育一批适合新中国建设需要的人才，就成为了党和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人才缺乏已是我们各项建设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4]

　　于是，国家积极创办了一批中等技术学校，并适当缩短了一部分专业的修业年限。与此同时，为适应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国家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培养大批的工农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人才的不足。相对而言，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据统计当时仅有高校二百余所，每年培养的人才也仅四万人左右，远远无法适应新中国对人才的渴望。

　　（三）向苏联学习教育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权巩固和稳定面临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党和人民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旧教育文化机构的领导，并借鉴苏联的经验在高校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50年高教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对部分院校调整的设想，同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更是指出：“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有必要将现有的大学整顿得更好一点”[5]。1951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知识分子深刻学习并领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

　　1951年11月高教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制定工学院调整的方案。1952年7月，高教部又召开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确定了农林院校的调整方案。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6]的总方针，以华北、华东两区为重点，全国开始大规模的全面的院系调整，至1953年底高等教育调整基本结束。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师范、农业、林业和工业等专门学校先后设立，文字、训诂等中国传统的专业或学科也在调整中被取消。

　　（四）一批新式高等学校的建立

　　一些学校在调整中被撤销，同时，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一批新的学校相继设立。1950年10月，在苏联的积极帮助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由中共创办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诞生，刘少奇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不只是破坏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且还要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此，要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7]。这充分表明人民政府建立的大学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准则，党和国家也需要建设适合自己发展模式的高校。

　　随着高等院校调整的开始，中央相关部门也在有计划地建设更多的新式高校。例如，国家相关部门在多方论证后，决定在北京西北部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八所单一的专科性高等学校，即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等。有别设立于旧中国时代的高校，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高校的领导，特别重视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教育的领导，逐步明确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正是在此情况下，一大批的革命家开始了办学的生涯。 　　二、革命家办学高等教育的特点

　　（一） 重视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我党学生工作的重要环节，建国后的革命家在重视高等学校学科发展的同时，十分关注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培养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国家情怀和民族意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创建之初，教学计划要求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人民民主原理等为各系共同的课程，“在本科总共142门课程中，政治理论课占20%”[8]。又如，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担任领导期间，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办学模式。1953年他倡导“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并多次表示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高素质人才。时至今日这种“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仍然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重视高等学校人才质量的培养

　　我国的革命家大多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在革命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他们深深地感受到知识的缺乏和对人才的渴望。于是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型人才。在教学上，他们严格按照国家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所授课程和内容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相适应，并按照严格要求的原则进行考核。

　　例如，迁建合肥的安徽大学特别重视人才的质量，校长曾希圣亲自制定学校的各种人才培养方案。为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师资薄弱的问题，曾希圣还派遣安徽省高等学校教育代表团赴华东局，请求上海各高等学校支援安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安排，代表团与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磋商，向安徽大学调入一批教师。此外，安徽省委还从安徽师范学院有组织地调入50名教师，并从南京高校陆续选调一批骨干教师来校任教，这些举措都为学校培养人才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三）重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

　　民国时期，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是因为国家的技术落后导致的。因此，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大部分高校设3～5个院系或学科且理工科占主导地位。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学科建设是一个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学校要有所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因此，革命教育非常重视学科的建设。

　　例如，陆平在北京大学担任领导期间，十分重视学科建设。他主持修订北京大学教学计划，增设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等十多个学科，创建了几个重要的理科教学基地。陆平多次强调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为此组织开展了胰岛素、微电子等十多项前沿科学的研究，并领导制定了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发展纲要，确定了重点发展的科研项目和学科。又如安徽大学由最初五个系、六个专业发展到1960年初的七个系、九个专业，并计划在当年秋季将学校扩大至九个系、二十个专业。在学科建设的同时，学校还建设了一些与之配套的设施，到1964年，安徽大学图书馆藏书由原来的5万册增加到了60余万册，这些都为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支撑。

　　（四）尊重高等学校的教师地位

　　大学教师在人才培养中始终肩负重要的使命，是学生成长的指路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因此，革命家在办学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方面重视他们的创造精神，尊重他们在教与学环节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他们参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并为知识分子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例如，华岗在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又如，浙江省长霍士廉在兼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对全校的党员干部说过“要依靠教授、副教授、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他们是教育骨干”，要“尊重这些人的职权，相信他们的学识和经验”。[9]

　　（五）重视高等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受到日本的侵略，对内又忙于应付各种社会问题，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捉襟见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高校调整的完成，不少高校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与学校发展不相协调的局面。因此，加强高等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为了革命教育办学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例如，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兼安徽大学校长的曾希圣，在面临全省财政压力的情况下，批准拨款迁建安徽大学，明确要求高质量、高规格建设学校的校舍。到1958年8月，安徽大学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教学用房约2万平方米，仿莫斯科大学的7层教学主楼1.8万平方米，内设物理、化学、生物三个系的各种大型实验室70多间，小型实验室和研究室38间，标本模型室和仪器、药品室等56间。又如，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周保中在担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面对云南大学校舍过小，不利于云南大学快速发展的局面，积极进行征地工作，为扩充学校的校园面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重视高等学校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关于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123人的发展是综合能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高校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否则就无法与社会主义教育目标相一致，也无法适应全体人民共享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然而建国后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模式向苏联学习，一大批综合院校在调整过程中变成了单一学科的学校。一些人文学科因为苏联的教育学科中没有而被砍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

　　革命家在办学高等学校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不少学校还成立了各种社团、各种读书会。例如，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曾经要求全校制定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计划，在制定详细的教学大纲时候要增加那些能增强学生动手和动脑能力的课程。他还经常深入学校教学工作的第一线，坚持每周一次的听课从不缺席。又如迁建后的安徽大学在课程设置上重视文理综合，曾希圣校长多次要求理工类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人文课程，人文科类学生要学习一定理工知识，这些措施在根本上保证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三、革命家办学高等教育的启示

　　革命教育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这些革命家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的不少办学特点体现了时代性，注重投入与产出，[11]至今仍深深影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新的阶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培养、怎样培养学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12]高校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高校学生的思想工作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人才建设决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要加大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机制，[13]努力使我国高校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

　　（二）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革命家在百废俱兴，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各种途径保证正常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阶段，国家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便使高校有能力、有机会更进一步发展自我，不断完善自我。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0]44。虽然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加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必须切实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逐步完善教育经费的使用制度。

　　（三）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

　　民国时期，教授治校是高等学校管理的一大亮点。例如，国学大师刘文典在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借鉴北京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即“由学校各学院的院长、图书馆长、文书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专门讨论教育方针、全校纪律和科系设置的情况，开创了安徽大学“教授治校”的先河，因此一时间安徽大学成为安徽省重要学术重地，不少学者慕名前来任教”[14]。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革命家沿用了民国时期教授治校的经验，积极让高校教师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去。这种政策既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特长，又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规定党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人数的比例。高校的管理体制如果不去行政化，以及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无法民主产生，不能行使独立的管理和决策权，“教授治校”难以真正实现。

　　（四）加大学科建设的力度

　　学科建设是学校发展重要的一环，革命家在建国前后办学十分重视学科的建设力度。例如，为了适应安徽省建设的需要，安徽大学校长张行言指出除了一般项目的研究外，还应进行若干尖端项目的研究，为此学校积极开展各项科学研究，并取得了长足发展，物理系试制成功的电离层探测设备和微波发生器部件，为学校开设无线电专业打下了基础。毫无疑问，学科建设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主要参考内容。因此，在当今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应该通过经费和制度保障对学科的建设力度，努力打造一批国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高等学校，并努力使一批学科成为国际领先的学科，全面提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五）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在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个人全面能力的培养越来越为教育界所关注。新时期的人才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还要求有驾驭新型科技的能力，并通过知识创新去改变传统的理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659。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5]。教育发展到今天，高校更需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教师也需要逐步转变观念，破除唯分数论的观点，从根本上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