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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铁路一直扮演大动脉的角色，然而铁路的修筑、运营、，需要的不是旧式士大夫和小生产者，而是专门技术人才和新兴产业工人。[1]民国时期铁路职工的推广，不仅是事业广义上的发展，对于本国铁路事业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一方面，铁路是现代化集约的代表，国内劳工较为集中的当属铁路职工。另一方面铁路职工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其发展与进步亦带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铁路职工教育概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政府识字教育运动的推进，对铁路职工的教育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铁道部在着手办理职工教育之初，颁布了《铁道部实施铁路职工教育计划纲要》，这成为办理职工教育事业遵循的法规。[2]1920年，设立职工教育筹备处，目的在于实施职工教育预备、开展职工讲习会、筹备师资等。第二年，在各路沿线开办职校所（校内教育），另设讲演团（校外教育）分赴各路学校，用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之后将筹备处更名为“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宗旨是，第一增进其知识及品格，使其了解所负之责任与地位，对于事物的判断不至盲从；第二是渐渐提高铁路工人的地位，避免落伍。

　　民国时期我国民众的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工业水平、生产事业的落后。铁路职工的教育问题是全国识字运动在产业中推行的旨在使民众在短时期内识字、受教育的活动之一。政府雇佣下的铁路工人较私企职工较多，成为工人教育的中坚力量。据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的调查，全国铁路职工总人数（东北四省除外）八万一千九百○七人中，不识字的占43.8%。[3]我们不难看出，铁路职工的失学程度较大，且教育程度低。作为国企工人的教育程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私人工人的教育程度。

　　识字运动的推行困难重重。首先混乱的战局极大的影响了教育事业的推进，再者资金问题也成为教育计划推进的困难，最后职工接受教育的意识淡薄也阻碍了职工教育政策的推行。仅津浦、京汉、京奉、京绥四线开设职校十二所、讲演所四十所。[4]这些教育场所的创立足以说明国民政府对铁路职工教育的重视。

　　（一）教育对象及教员

　　提到铁路职工教育，不得不明确教育的对象。根据工作种类不同将职工分为机务工人、工务工人、车务工人、电气工人、路警和其他工作人员。首先机务工人的人数较多、居住安定集中，决定了此类职工入学者最多。再次，工务人员修筑路基、铺设轨道等，忙时日夜兼工，闲时终日无事。这类工人多出自青壮年劳力，教育程度较一般铁路职工低。由于工作地点不定，时间无常导致此类人员无法完整接受，以致教育率低下。再者，车务人员是随着行车安排的，工作时间变动导致其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电气工人属于铁路生产上的技术人员，人数较少、较分散，很难集中组织授课。另外路警也是人员较多的工作种类，由于人数众多也成为教育的主要对象。

　　根据颁布的《铁路职工教育实施人员通则》第四条规定，一律聘任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人员担任教员。在教师人员的选择上，包括留学生、大学毕业、专门学校毕业、民众教育学院毕业、普通师范毕业以及高中、初中或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员、办理教育事业的人员较多。中国铁路本身属于“外来品”，中国人想要驾驭铁路需要到外国去取经，因此教员多是留洋掌握技能和知识的专门性人才。另外，自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始，统一全国铁路高等院校为大学，有北平铁道院、唐山工程学院等，为铁路职工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成为职工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

　　（二）教育机构的设立

　　（1）识字班

　　职工教育委员会所设识字班为期三个月，所培养人数暂定为六十人，地点定在北平和南京。识字学校课程暂定为识字、写字、注音符号。按照全路人员的多少设立识字学校，全路人员不足一千人的设识字学校一所，两千人左右的设两所识字学校，并以此类推。识字班成为培养职工知识的初步教育机制，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铁路职工来说，识字班的创立为站点的工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工人的识字能力。

　　（2）职工公民学校

　　职工公民学校课程为三民主义、国语、算数、公民、绘图和职工常识等。这些课程都是根据国家、工人的利益制定的。三民主义是每一个国人都应该明确的，因此将三民主义作为提高职工思想觉悟的重中之重；国语是为了让职工了解中华而设定，为提高自身素养而设定，为提高自身修养而设定；在一些工程测量、工具制作等方面都离不开算数与绘图；社会公民课程是近代公民培养的必修课，公民意识的提高也应该普及到各个行业；职工常识更是为了提高职工自身素质而设。以上课程的设置都提升了职工学员的自身价值，成绩优异者即可以升职，这无形中提高了职工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3）职工教育馆

　　凡全路人数在四千人以上的设立职工教育馆，两千人左右或者千人以上的设职工教育分馆，如果全路不满千人的与邻近铁路合设职工教育馆或者分馆。在设有职工识字学校的站点都设立游息所。职工教育馆的课程分为：休闲、演讲、书报、健康和生计。教育馆课程的设置不向职工学校的基础课程，而意在注重职工更高层次的培养。演讲等课程更可以凸显职工学员个人的能力；书报开拓了职工学员的视野；健康课程的设置，增加了职工的健康卫生意识，在工作的之余能够注意身体健康问题等。

　　二、面临的困难

　　为了提高国民识字教育，铁道部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措施，然而仍然面临诸多阻碍教育进步与发展的问题。从整个铁道部来说，支出是主要的原因，由于创办学校积债很多，因而也无从发展。另外人才的欠缺也是不容忽视的，对教育职员的培训也由于经费的原因而搁浅，缺乏优良的师资成为困难。制度的不统一使得指挥不力，加上军事和政局的影响，在实施上自然无法顺利进行。 　　从办学校方面来看，由于部分校舍距离职工的工作地点较远，职工在下班后亦没有精力去读书识字；有的校区教室座位有限，这使得工人无座入读，这便影响了工人的再读率；再者教师的口音也存在差别，职工学员与教师的交流存在困难；职工自身的程度也存在差异，班级的设立不能完全适应职工的需要，例如程度低的学员跟不上课、成绩稍好的学员又不满意低级的教学；当然有个别教师存在态度差的情况，这就使得职工不愿意就读；学校所设课程不能引起职工的兴趣，降低了就读率。从职工学员方面来说，不愿意求学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加工时期的较高的工资补贴吸引着职工，加工时期不愿求学，降低求学欲望；在提升无望的情况下也会降低职工的求学欲望；工作时间长，求学无趣味，职工出于惰性而放弃求学；三十岁以上的职工，由于记忆力渐退求学之心顿减；有家属的铁路职工还要分心去处理家务，尤其在发工资之后缺席上课的尤多；另外想寻求其他工作的职工经常缺席。

　　再者说，铁路职员多为一字不识的苦工，多认为识字对于他们来讲是毫无用途的。普及民众教育仍然是愿望层面的，对于成人教育在短时期内是达不到理想效果的。用文字来给他们灌输三民主义、现代社会的知识反而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对于教员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职工学校不是学校”[5]，用学校的办法去管理职工达不到预计的效果。并且作为社会学校又面临工会、党部等组织，这足以影响了所办学校的进程与效果。

　　时间仓促，来不及重建校舍，所以在有扶轮小学的地方借用扶轮小学校舍进行上课，职员住宅及办公地址多是租用民房，在融洽配合方面不得不面临诸多问题。综上所述，不管是所办学校的原因还是来自职工方面的原因，都导致了职工教育普及的困难。

　　三、奖惩机制

　　针对以上困难，铁道部还建立了奖惩机制，不仅对于全路对于个人也有相应的规定。铁道部制定了《铁道职工教育馆成绩考察规则》，并审核职工教育馆的工作报告表，依据成绩的优劣予以奖惩。[6]就全路线而言，全线职工识字教育必须在两年内完全毕业这[7]，举办识字教育和创办公民学校成绩显著的，学校设备优良的都在奖励之列；奖励包括：奖金、奖章、奖品。[8]对于职工教育推行不力的、学校设备有意玩忽职守者应受到惩罚。对于个人而言，办理职工教育异常出力者、品学兼优的毕业者都可以受到奖励；造反三民主义者、办事办学不力者、不满四十五岁的职工两年内没有毕业者都会收到相应的惩罚。这些奖惩措施的设立，在维护三民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提高了职工自身素质、技术能力，改善了国民教育程度，推进识字教育运动的顺利开展。

　　铁道部对于员工教育实行奖惩结合。于是特规定：职工无故缺席三次以上记过处分；记过三次以上仍不悔改者停工一星期。停工后仍不知悔改者进行降级或革除处理。这些惩罚措施督促职工接受教育，学习文化与技能知识。

　　四、小结

　　铁路职工教育程度的提升，促进国家教育事业的整体进步。职工自身素质的提升以及个人技术能力的提升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不仅促进了事业的进步，也带动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物流行业、商业、产业等都得到了相应发展。《崇实》上提到，“很多职工都是中小学毕业的，已经有了前进的学理基础，又有研究的机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9]。民国时期铁路职工教育政策的推行，首先提高了职工自身的劳动技能，促进产业生产，职工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通过教育不断学习新知识，看到外面的世界；其次，铁路职工生产水平的进步，就是近代铁路事业的进步。随着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铁路职工的教育越发得到重视，铁路职工学校、交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铁路教育的逐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