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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泰州时期即史前泰州阶段，是指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在海陵置泰州之前的一段漫长的时期。前泰州时期的主要是建立在渔猎基础上的原始和农耕基础上的前期古代泰州教育。史前泰州的青墩、南荡、天目山文化、楚水文化和海陵文化，既是泰州教育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泰州教育文化的源头。

　　根据泰州及其周边地区文化遗址的发掘和泰州地方教育史的考证，前泰州时期的泰州教育文明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一、青墩文化――前泰州时期教育文明的曙光

　　早在扬泰冈地成陆过程中，泰州这一带已有人类生息劳作。泰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史前泰州东部地区五千多年前人类生产、生活及其教育活动的生动图景。

　　青墩文化遗址的发现，是江淮东部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且出土文物丰富（许多文物至今仍是全国惟一），文化层堆积深厚（6层）。如果用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第一次”和“典型”的原则来衡量，青墩遗址当之无愧。[1]青墩人在原始的农牧渔业生产劳动中，在为适应原始而组织起来的生活中，向年轻一代传授着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由此产生了泰州的原始教育。在青墩人的墓穴里，还出现了稀有的璧、环、坠等玉器。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的大小，反映了青墩氏族公社内部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异和身份的贵浅，暗示着当时教育的阶级性相应地开始萌生。

　　青墩出土的麋鹿角上的某些刻划纹，经专家研究，被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卦画，可以据此探寻“八卦”的起源。[2]

　　麋鹿在泰州地区产生年代早，存在时期长，从远古延续至古代，群体庞大，生活习性独特。其掘食代耕功能，客观上推动泰州最早的先民由原始的渔猎经济时代过渡到农耕经济时代。泰州早期的先民们正是在与周围中的麋鹿、狗、猪、牛、鱼贝及其它家禽鸟兽、水草树木的相互依存中，构成一个有机的生物链，并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的朴素认识，进而将这种人与自然的朴素认识传授给年轻一代，其中孕育着泰州早期先民们的生存智慧与环境教育的萌芽。

　　近期泰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多有新的发现，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新石器文化遗址[3]、兴化市林湖乡影山头新石器文化遗址[4]的发现，进一步映证了上述有关早期泰州原始教育文化的论断。

　　二、南荡文化――前泰州时期教育文明的插曲

　　距离已被发现的泰州早期先民定居其东部海安青墩的时间约1300年后，另一支部族移居泰州北部的兴化南荡。不过，他们并没有成为泰州永久的居民，而是居住了一个时期又迁徙他乡。这是一个什么部落？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们给泰州古代文明留下什么印迹？这个谜底直到数千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被解开。

　　南荡遗址是一个原始部族的临时性居住遗址，它揭示了晚期龙山文化的迁徙轨迹，代表了一种跨地域式的文化迁徙模式。[5]南荡文化遗存来源于豫东、皖东北、鲁西南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其去向是江南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而江淮东部的南荡文化，则是由龙山文化向点将台文化迁徙和演变的中桥。而文献学的研究则表明，这支南下迁徙的部族是有虞氏部族。[6]

　　在这个时期内，有虞氏部族文化即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与其移居地兴化南荡周边的泰州原始居民的土著文化之间发生相互交流与碰撞，形成相互交融与渗透的局面。这对远古泰州地方文化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一次历史性机遇。因此，我们可以把有虞氏部族的到来、定居、离去，看作是前泰州时期教育文明史的一段精彩的插曲。

　　三、天目山文化――前泰州时期教育文明的发祥地

　　就在南荡遗址之后，又一处古文化遗址在泰州东边被发现，这就是在距今2700―3100年先秦时代，在泰州境东的天目山筑起了江淮间第一座城池。[7]

　　2002年10月，南京博物院、泰州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考古队，再次对天目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这里曾作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军事城堡。并认为这是现已发现的江淮地区最早的城址。考古人员指出，从层位学角度看，此次发现的城墙、河道、房址等遗迹属于西周和春秋时代，是当年吴国北上争霸会盟诸侯的军事基地，距今有三千年。[8]

　　综合历史传说、古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姜堰天目山遗址是泰州东部一带上古直至中古的一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古文化遗存，天目古城是迄今发现的泰州历史上的最早之城。泰州市文史专家原文管办主任黄炳煜先生在“《文物考古与泰州历史》上篇：汉唐古郡”的专题讲座中讲道：“在那远古洪荒的年代，泰州地区就曾是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天目山古城是泰州人的自豪，作为我国早期城池的实例，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以国之瑰宝的身分，2005年登上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9]

　　四、楚水文化――前泰州时期教育文明的输入

　　在泰州北部的兴化境内，有一个叫“楚水”的地方，其地名印证着楚文化对当地文明教化的深远影响。

　　兴化原为黄海滩涂，战国时为楚将昭阳的食邑。他是楚王族昭、屈、景三姓中的昭姓后裔，曾与魏战于襄阳，以下八城有功，受封于海滨之地（即兴化一带），死后葬于城西阳山。故兴化又名“楚水”、“昭阳”。当年屈原“行吟泽畔”曾到过这块昭阳食邑之地，人们在昭阳墓的东南方建庙纪念，即“三闾遗庙”。阳山、屈庙哺育了历代兴化人的人文精神。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江淮流域南移，东部海滨筑起了一道常丰堰。处于堰西内陆的昭阳逐渐人烟稠密，农耕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于公元920年（五代杨吴武义二年），杨吴国析海陵北境（昭阳）置招远场，同年改兴化县，县治设于昭阳镇。古代兴化县衙木栅门上的“海陵旧址”匾额，表明这里过去是古海陵北部地域。[10]杨吴时，分海陵北境之招远场置兴化县，取“振兴教化”之意。可见，兴化县名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教育历史故事。 　　五、海陵文化――前泰州时期教育文明的中心

　　秦汉隋唐时期，古代泰州先后称“海阳”、“海陵”、“吴陵”。

　　唐代，规模较大的学宫在古泰州（其时改吴陵置吴州）建成。从此，古泰州有了儒学教官，俗尚儒雅，人才辈出。其中，最突出者为开元年间的张怀■、张怀瑰兄弟二人。■官鄂州司马，瑰官盛王府司马。兄弟二人同侍玄宗，为翰林院供奉，待诏。瑰官至翰林、集贤两院侍书，侍读学士。■擅书法，真、行、草、小篆、八分书俱精。自谓真、行可比虞（世南）、褚（遂良），草则欲独步数百年间。撰有《书断》、《书议》、《书佐》、《评书药石论》、《古文大篆书祖》、《六体论》、《用笔十法》等专著，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又著《画断》，评论顾恺之等画之优劣，颇为允当。瑰工小篆，八分书，尤善草隶，与兄■同时称著。

　　唐代泰州的佛学教育也很繁荣。唐代泰州佛教渐趋盛行。据记载，唐宝历元年（825）王屋禅师在泰州城内创建古开化院，又称独佛寺，后改为北山开化禅寺。唐乾符三年（876）铁心坚建护国寺，后改为南山教寺。泰州属地兴化在唐代始建广福寺、罗汉寺、木塔寺、崇福寺、宝严寺等。泰兴在唐光化二年（899）也建了一所律宗寺院即广福寺。

　　时至五代十国，海陵先属杨吴（杨行密所建），后属南唐（李■取代杨吴后的国名）。杨吴时，分海陵北境之招远场置兴化县，属江都府。南唐时，析海陵之南五乡置泰兴县。置海陵监，属泰州辖，管盐场八，即南四场，北四场。

　　杨吴和南唐皆重文物，不似中原地区梁唐晋汉周等国常有兵灾。南唐三帝（李■、李■、李煜）好学礼儒，宽刑推恩。中主李■、后主李煜均擅诗文，特别是后者兼善、书画，尤以词名。经他们的创导弘扬，泰州文风鼎盛，称雄一时。流风余韵，延及北宋。[11]

　　根据泰州学院耿心如先生的考证，秦汉隋唐时期，古代泰州教育文化具有以“海陵”为中心的“海陵遗风”特色。而唐以后“海陵”周边一些县市大多是从古海陵划分出去的。古“海陵”西邻古扬州的“广陵”，东达黄海之滨，北枕淮水，南隔长江与古南京的“金陵”和古常州的“兰陵”相呼应，故称“三水”。泰州历史文化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原泰州教育市长陆正余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前“泰州教育文化”可直谓“海陵教育文化”，也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