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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教育思想探析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8-3-6 19:49:01      点击: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5-0096-05

  陈寅恪是江西修水人,其一生主要从事文史哲的教学及历史的研究。他在教育领域从教多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教育观、教学观、学习观、学风观等诸多方面。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多侧重于对其史学思想、学术风格、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鲜有论及,故本文拟吸收学术界相关成果,对其教育思想进行研究。

  一、陈寅恪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

  (一)教育思想形成的前提:自身接受过传统教育和正规的西方教育

  陈寅恪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苦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他12岁时,陈家在家办学堂,延师教读。陈家学堂还延聘西洋教师,教学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有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以后,陈寅恪又走出国门,到国外接受教育。从1902年至1926年,他出国五次,留学十四五年,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1]2长期的苦读,使他学贯中西,形成了完备的知识结构。再加上他遍游世界各大名校,接触了当时西方最前沿的学术思想,这些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二)教育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具有长期的教育实践经历

  1925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大学,从此他的事业就与教育紧紧联结在一起。在此后漫长的四十余年教育生涯中,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一直处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以指导研究生为主,但也长期为本科生上课,包括为外校代课,教授过与文史哲相关的多门课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能够洞察教育教学规律。这是他的教育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强烈的爱国重教之情

  陈寅恪出身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家庭,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代名臣,陈三立更是在日军侵占北京后忧愤而死。这些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寅恪从小就精研中国传统文化,“治史,特重民族气节”。他生当乱世,深感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带给一个民族的深重灾难,这激发了他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准备以“学问报国”的坚定决心,这一点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七七事变”后,他携家离开北平,几经周折至香港,他的夫人因沿途劳顿,心脏病发不能再走,他只好自己由海路取道越南,再经滇越铁路到云南蒙自,到西南联大,当年秋天又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在条件非常艰苦、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他心中仍然牵挂着教育事业,始终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这些无不渗透着他强烈的爱国重教之情。

  (四)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二: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观

  陈寅恪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二是他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观,这种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观,既主张学习和借鉴外来先进的思想文化,又主张立足本国国情和本国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正如李玉梅所总结的:寅恪早年留学欧美,其史法参考西方而绝不露丝毫斧凿痕迹,实已见其主张中国化而以弘扬民族主体精神为中心之思想矣。[2]“寅恪认识到‘拯救国家,治理国家,尤其要以精神的学问作为根基’,于是,他毅然把研究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振兴、弘扬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化,定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3]这成为他教育实践及相关教育观念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陈寅恪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寅恪一生主要从事文史哲的教学及历史的研究,其教育思想涉及教育教学理论的多个方面,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各类学术著作、同仁及学生的回忆性文字之中。

  (一)教育观

  陈寅恪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出发,结合当时的学术与教育背景,“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有专长的人,而他之所谓‘学有专长’,并不是局于某一狭隘的操作技能,从他的论著和教育实践来看,他是认可‘通才教育’的原则的”[4]324。他曾指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5]陈寅恪就中外文化进行了比较,就留学生学习的专业取向进行了评论,对工程、实业之类实用学科与科学、“天理人事之学”、“精神之学问”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既要学习“偏重实用”之学,又要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不然,则中国人可能会“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却同时又会精神贫乏,“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这是陈寅恪看到了海外留学生的种种弊端以后,对人才的知识结构所作的思考,他认为致用之学和精神之学两者都不可缺少,这一认识从精神上与通才教育的原则是相通的。十二年后,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这篇文章中,对自己熟悉的史学领域,则凡与之直接相关的文学、地理、语言等更主张通习之。   陈寅恪的通才教育,是要求结合个人特点,尽可能多地广泛涉猎,尤其是基础学科,绝不可偏废。他对通才教育看重的是打好基础,获得“通识”的意义。他所说的“通识”,“指的是基于对包括基础学科在内多学科知识的掌握,经过实践的不断整合,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广泛的发散性和深入的针对性的认识能力”[4]330。陈寅恪倡导通才教育,在平时的教学中,他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全方位学习。例如在唐史课上,他给学生开出的书目中既有新旧《唐书》《唐书注释》《大唐开元礼》《唐大诏令集》等,又有《全唐诗》《全唐文》这样的诗文集,更有《太平广记》、“敦煌石室中之俗文学材料”、“碑刻材料”等。

  (二)教学观

  1.注重方法指导,突出能力培养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陈寅恪一贯注重自然启发,注重学生掌握材料和一定方法后自主获得结论,以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他的学生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中写到:“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6],使学生能在他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循着自己的思路钻研下去,被他导引进一个新的知识王国。弟子梁嘉彬总结陈寅恪讲课特点是:“苦于穷极思索,勤于指点史料与工具,而敏于训练史学方法也……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1]97

  2. 注重创新能力培养

  陈寅恪注重学术的独创性,“求学术之新知”[7]108是他治学的首要着眼点。在平时的教学中,他十分注意以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充实教育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教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创新精神。他反对照本宣科,主张讲课必须讲出自己的创意和见解,给人以启发。“三个基本不讲”是他一贯坚持的教学原则:书上有的基本不讲,让学生自己去读、去钻研;别人讲过的话基本不讲;自己讲过的也基本不讲,除非必要,一般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1]96陈寅恪的“三不讲”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有的学术旨归:求真与创新。因为只有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增添新见与新知。正如学生回忆的:“他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每一讲有一讲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8]陈寅恪不仅对自己讲课要求创新,而且对学生也要求创新。学生撰写的论文如有新材料或有新意,他就非常高兴,经常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予以表扬或鼓励,以此激发学生创新的热情。

  (三)学习观

  1.读原典,求真相

  陈寅恪强调读原典,主张学习要看原书。如1935年秋,在魏晋至唐史课上,在论及当时的大学课本和近人著作时,他认为这些书中的许多材料,或辗转抄来、难免抄错,或断章取义、不合实情,或原引材料有错误、不能甄别,而且内容简陋,缺漏颇多。所以不足用为依据,只可供参考,有的地方也可以引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9]

  2.强调合理的读书次第,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打牢基础

  在教学中,陈寅恪按不同层次对学生提出不同的读书要求,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打牢基础。例如他给学生开列的书单包括:最低限度必读书、进一步学习需要阅读的书、进行广泛的研究需要阅读的书。由此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打好基础。

  (四)学风观

  陈寅恪在自己的论著以及与师友、学生的讨论中对学风多有涉及。他曾经说:“……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10]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学风的要求是崇尚务实而纯正的。他把这种优良学风的培养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除了平时上课的身教以外,还通过言传加以引导,他曾赞许劳?o的论文:“甚精密,足征学问实在”[11],透出推崇实学之意。他还曾经称赞一个学生的论文,说他“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甚合治学谨慎之旨”[12]460。又曾经劝另一个学生不要急于发表尚未完备的成果。[7]162他非常厌恶那种虚妄不实、浮夸堕落的学风,如在评阅学生论文时反复强调:“论文要有创见,文字不必太长。”[12]461并在许多文章中“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力图“一匡浇漓之俗,返之淳正”[13]。

  (五)师生观

  师生关系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关系,又是教育中最本质的关系。传统的教育偏重于知识传授,教育过程往往被简化为“教―学”过程,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传授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吸收者。[4]355教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种“教―学”关系,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极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随着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不少优秀的教育家从个人教育实践的体悟出发,对于传统师生观从理论上提出质疑,并在实践中予以反正,陈寅恪就是其中之一。首先,从教育实践看,他认为在师生关系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其次,他把教育对象摆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把教育对象作为平等对话的对象。陈寅恪在看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时强调师从关系,其“从”,是“从”其“意”而非“从”其“形”。即是说,听老师的课、跟老师学习、作助手等等,只是形式,[14]重要的是要学习到老师的思想和方法。陈寅恪固然认同师道尊严的古训,认为学生应当尊敬老师,但是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使他不墨守师道尊严的陈规。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则出发,他主张学生的思想要自由,精神要独立,主张学生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学生对老师所讲授的东西,自己可以分辨哪些应该吸收,哪些可以不接受,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不必事事听从老师,也不要处处受老师的影响。他从教多年,不仅注意与学生沟通,尽到传道、授业、解惑之责,在学业上耐心指点,而且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生活上、经济上和就业上的困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六)考试观

  陈寅恪对学生罗香林说过:“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4]340他认为考试既要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深浅,又要看学生运用知识,发现、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考促学。从这种理念出发,他在清华率先改革考试方法,平时不进行阶段性的小考。期末考试时,分两种形式进行:笔试或独立完成一篇小论文,由学生任选其一。考试前,开列一批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必须认真阅读、钻研,并从这些指定书目中出笔试试题。同时,学生也可根据这些书目和自己的体会,自选题目撰写论文。通过这种考试方式,他发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如罗香林、夏鼐等,经他指点和培养,他们日后都成为一代史学名家。不仅如此,他集多年批阅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试卷的体会和经验,在20世纪30年代为清华大学拟出国文考试试题时,首创对对子,来测验考生的语言文学水平,选拔学生。   三、陈寅恪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丰富的实践性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陈寅恪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与其他教育理论家明显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系统的教育家,甚至没有专文论述教育问题,他的教育思想更多地渗透在言传身教当中,体现为丰富的实践性。例如,他倡导通才教育,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作为一名史学家,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古典文学史、艺术史等许多领域均取得很大成就。他还擅长语言学、文字训诂学、目录学等多门学科知识。他经常告诫学生,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他以身作则,在讲课的时候,总是凭借史料说话,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以后,他才会讲课。在教学上,他针对学生的志向和学术取向加强引导,同时又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学术方法训练。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他注意观察和分析学生特点,因材施教。他主张实事求是的学风。虽然他晚年盲目膑足,基本上靠听读材料来撰写文章,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却没有因此降低他对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论再生缘》出版后,由于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他即写了《论再生缘校补记》,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做了补充论证,而对原作不进行修改,以保留原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对待学风要实事求是。

  (二)东西方教育相结合

  陈寅恪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来又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主张对西方文化的教育加以批判吸收,吸取其长处,补中国传统教育之短处。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他努力把东西方教育结合起来。例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授课时,他以德国兰克学派和西方东方学的理论为观照,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运用所掌握的多种语言工具,教会学生在佛经与敦煌出土文书等方面的整理、爬梳和辨析的方法,并把学生带进研究之门。

  (三)教育与爱国相统一

  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因此救国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艰巨的使命。陈寅恪出于对文化的终极关怀,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一生兢兢业业,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可以说,他从事教育主要目的是爱国、救国。他一生为此进行了长期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爱国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贯穿于他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陈寅恪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教学和科研岗位,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思想是他爱国主义的最重要体现。

  (四)育人以德

  陈寅恪识人首重其德,这一点在他的《书信集》等材料中有大量的体现,而在育人过程中,育人以德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作为传播人类文化的重要方式,教师传授给学生的既有学术上的递嬗接力,更有立身做人的道理,因而教师在道德上的校正作用和示范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陈寅恪成为名学者、名教授以后,更加严格自律,以身垂范,这本身就是对“育人以德”的最好诠释。他每上一堂课,课前都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认真准备,从不敷衍应付,体现了作为教师的崇高的职业道德。他把上课当作应尽的天职,虽然自己体质很弱,但从未迟到或请过病假。虽然著撰很忙,却从未因私事而缺课。他对学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学问的孜孜以求,充分说明他自己就是“育人以德”的最好示范。

  四、陈寅恪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陈寅恪的教育思想是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产物,其教育思想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陈寅恪注重通才教育,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学海无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全面掌握各种知识,既需要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还必须具备多种获取知识的工具、方法和能力。要做到这点,对一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陈寅恪主张教育救国,希望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拯救国家。但在那个时代,政治和经济不独立,教育救国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五、陈寅恪教育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陈寅恪在教育领域从教多年,其教育思想涉及教育观、教学观、学习观、学风观等多个方面。他的教育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新时期拔尖人才的培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陈寅恪主张学习要看原书,同时在教学中,按不同层次对学生提出不同的读书要求,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打牢基础。这指出了治学的门径,强调了在治学中打牢基础的重要性。这启示我们,治学是个体的脑力劳动,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需要知识的逐步积累,需要循序渐进,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现飞跃,而企图走捷径、偷工减料、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学校要引导学生多看原始资料,读书要循序渐进,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只有这样才能厚积薄发。

  第二,陈寅恪注重方法指导,突出能力培养。学校教育既然以培养人才为目的,怎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有能力、适合社会需要的拔尖人才,这是实施教育者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重点不应在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在教给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使他们学会治学的基本途径。以往的教学多采用灌输法、注入式,不关心学生能否接受,更不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而陈寅恪则采用自然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深入浅出地把学生导引进知识的广阔天地。因此,学校要改变灌输式的传授知识方式,采用自然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走进知识的殿堂。学校除了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方法指导外,还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今正处在知识创新的时代,敢于创新,既是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陈寅恪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从中可以看出,敢于创新对一个人成长成才意义重大。因此,学校要尽力为学生营造自由思考的创新学习氛围,为学生创新搭建良好平台,提供创新实践机会。

  第三,陈寅恪注重优良学风的培养。陈寅恪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始终保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严谨学风,形成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文字简洁、谦逊审慎等独特风格。这启示我们,学校应该注重对学生优良学风的培养,让学生知道: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做学问要细心斟酌,不要轻率从事;要做到有根有据,经得起推敲和时间的检验。   第四,陈寅恪注重考试方法的改革。考试方法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教育观念的问题。而怎样考试才是科学的,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陈寅恪的考试观对今天的考试有借鉴价值。学校应该改革考试方法,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考查书本知识的单一做法,而侧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考查应该实行动态考查、多元评价等灵活多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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